廖承志之母：画品铸就人品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廖承志的母亲何香凝女士是一位受人敬仰的杰出女性。毛泽东曾高度赞誉她“为中华民族树立模范”。她曾是孙中山的战友，又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朋友，在协助丈夫廖仲恺斗争多年后，还鼓励廖承志、廖梦醒都投身到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她自己奋斗的一生也成为妇女解放运动中的光辉典范。
    何香凝，1878年6月出身于香港富商之家。1902年，23岁的她为寻找救国真理，继丈夫之后到日本留学。何香凝早年曾学习传统中国画，1908年入东京木乡女子美术学校学习彩画、临画、写生等课程，同时向日本帝室画师田中赖章学习画狮、虎等动物画。1910年何香凝从日本归国后辗转于港、穗、沪及日本之间，为革命奔波，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妇女部长、中央委员等职。
    去日本的那一年，何香凝生下儿子廖承志。廖承志生下来的时候又肥又壮，虎头虎脑，于是父母亲给他起了一个小名：肥仔。肥仔出生后不久，父母就开始了漂泊无定的流亡生涯，日本竟成了他的第二故乡。
    多年来，何香凝以卖画换得“买米钱”。她署名“双清楼主”的作品名扬海内外。她在日本美术学校时就得到名师辅导，后来又长年潜心于水墨丹青，还常与国内大师切磋。何香凝的绘画作品讲究立意，她常借松、梅、竹、狮、虎及山川等的描绘，抒情明志。直至八十多岁，她在家中仍不时作画，且功力不减。在她那些充满斗争之意的作品中，不仅记录了20世纪初叶以来社会政治的变幻风云，同时也是她70年革命生涯和高尚品格的生动写照。
    廖承志从小受母亲熏陶，也喜爱绘画。何香凝作画时，他专心守候在母亲身旁，一边研墨，一边琢磨。有时实在忍不住，就提笔画起小人像来。虽然笔法稚嫩，但人物却栩栩如生。当何香凝发现儿子的特长后，十分惊喜，决心把儿子的绘画天才好好发挥出来。于是，每当她完成一幅画作后，就要求儿子补画一个“小娃儿”。在母亲的精心指导下，廖承志的绘画技艺进步很快，不论素描、国画、漫画，无不得心应手。
更重要的是，何香凝不但教给孩子如何画画，还熏陶廖承志高尚的画品和人品。何香凝一生为革命所做的一切，以及表现出来的卓尔不群的品格，给廖承志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在母亲崇高情操的浸染下，廖承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一方面与敌人周旋，一方面用画笔表达自己的情感。
    从廖承志的身上，人们看到了一个革命者顽强的意志和不同凡响的品格。这一切和何香凝在面对逆境时所表现出来的正气与人格品质有着惊人的相似。廖承志不但秉承了母亲的画品和人品，就连母子俩对于蒋介石的态度，都有着一脉相承的坚决。
    有一次，廖承志被特务抓捕后，解送到重庆，蒋介石曾以“世伯”身份面见，并劝说：“如果放了你，想留你在我身边，怎么样？”没料到廖承志却当面痛斥蒋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事业。他刚正不阿、正义凛然的精神深受党内同志敬佩。他的一生，和母亲何香凝一样，为革命事业和民族振兴，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老舍之母：把吃亏视作理所当然
    老舍的母亲是一位旧中国典型的劳动妇女，勤劳持家，自立自强。老舍热情、好客，待人真挚、诚恳，这些性格与母亲的影响有关。
    老舍的母亲会给婴儿洗三???穷朋友们可以因此少花一笔“请姥姥”钱。她会刮痧，她会给孩子们剃头，她会给少妇们绞脸……凡是她能做的，都有求必应；谁家有事要帮忙，她总是跑在最前头。
    有客人来，无论手头再怎么窘迫，老舍的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舅父与表哥们来作客时，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使她脸上羞得飞红。可是殷勤地给他们温酒作面，又给她一些喜悦。遇上亲友家中有喜丧事，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亲自去贺吊???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
    老舍继承了他母亲的性格，出了名的好客，离了朋友们就活不下去。在重庆的时候，老舍的生活相当清贫，但是老友相逢，卖了大褂，也要上一趟小馆盛情款待。晚年的老舍更加看重友情。逢年过节，或是小院里百花盛开的时节，老舍的家，就变成了欢乐之海，赏花赏画，品茗品酒，主人与宾客们全都痛快极了。有时到了欢畅之时，赵树理会扯着嗓子“吼”他拿手的上党梆子，曹禺则酩酊大醉后滑到了桌子底下……
也有的时候，老舍的小院里会出现一些奇特的客人。他们大都是年逾花甲的老人，有的还领着个小孩。一见到老舍先生，他们就照旗人的规矩，一边作揖行礼，一边还大声吆喝着：“给大哥请安！”老舍常常忙把他们扶起：“别……别这样！现如今不兴这一套了。快坐下，咱哥俩好好聊聊。”事后，老舍向旁观的朋友解释，“这些都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当年有给行商当保镖的，有在天桥卖艺的，也有当过‘臭脚巡’（旧社会的巡警）的。你读过我的《我这一辈子》、《断魂枪》、《方珍珠》吗？他们就是作品中的模特儿啊！”
    老舍的姑母常在家闹脾气，在鸡蛋里找骨头，是家中的阎王。直到老舍入了中学，她才死去，可是老舍没有看见母亲反抗过。“没受过婆婆的气，还不受大姑子的吗？命当如此！”母亲在非解释一下不足以平服别人的时候，才这样说。老舍感叹：母亲活到老，穷到老，辛苦到老，最会吃亏。给亲友邻居帮忙，都有求必应。但是吵嘴打架，永远没有她。她宁吃亏，不斗气。当姑母死去的时候，老舍的母亲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来，一直哭到坟地。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位侄子，声称有继承权。母亲便一声不响，教他搬走那些破桌子烂板凳，而且把姑母养的一只肥母鸡也送给了他。
    老舍说：“母亲这点软而硬的个性也传给了我。我对一切人和事，都以平和的态度，把吃亏当作当然的。在做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和基本法则，什么都可将就，但不能超过自己划好的界限。我怕见生人，怕办杂事，怕出头露面。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时候，我便不敢不去，正像我的母亲。”
    1938年，在武汉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时，没有地方，老舍出面去借；没有钱，老舍出面去募捐；有人被捕，老舍出面作保向国民党政府要人，千方百计进行营救。
    老舍在谈到他母亲的时候，曾经满怀深情地回忆说：“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百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